作者｜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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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是有名的硬汉，纳粹德国的轰炸机和导弹不曾让他屈服，但当听力障碍落在他身上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畏惧、逃避。
1944年，私人医生发现丘吉尔听力出现问题。六年后，他的听力障碍已经非常严重，才愿意接受听力测试、验配助听器，但他仍然拒绝佩戴——哪怕在下议院开会时要吼着说话，哪怕在家庭聚餐时因听不见大家说什么而只能默默地蜷缩着坐在椅子上。
|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不是个特例。不敢直面听力损失、不愿使用听力辅助设备的心态，一直普遍存在于听障群体里。他们害怕戴上助听器之后，会把“隐形的身体残疾”公之于众，被歧视或被怜悯。在助听器200多年的发展史里，大多数发明家、厂商的努力，都是为了消除这种“病耻感”。
在听力障碍逐渐被正视、污名化减轻的今天，另一个“老大难”问题又横亘在听障者的面前——用不起。
动辄上万的价格，使用3-5年需更换的消费频率，让最需要助听器的一群人无法负担。而助听器“高价攻坚战”的战火，也从上世纪一直烧到了今天，在美国，在中国。
价格攻坚战
1996年，助听器迈入数字时代，从单纯地线性放大声音到能过滤噪音、补偿听力。技术上的大突破也给行业注入了活力，千禧年前后，听力行业快速洗牌，一连串的收购催生了六家规模更大且日益全球化的公司，它们在全球听力保健市场占据了九成份额，被称为六巨头（现已合并为五家）。
听力损失发生率高的美国是助听器的主要市场之一。美国患有听力损失的人有大约4800万。美国波士顿的提琴手贝蒂豪克，因为听力障碍不得不放弃从事了40年、无比热爱的演奏事业，从乐团提前退休。负担不起助听器费用的她，在家人的资助下才得到了一台助听器。
贝蒂豪克的家人为此付出了5000美元——这是助听器在美国的平均售价。
|贝蒂豪克，乐团成员也是听力损失的重灾区，图源WBUR
一方面，好的助听器研发成本和零部件成本的确不菲。另一方面，美国有着严格的相关法律规定：助听器不能直接出售，购买者须提供听力验配师6个月内的处方验配证明。这意味着验配师可以和制造商合作，一起把助听器价格维持在高位。
与此同时，消费电子厂商即使做出更便宜、功能接近助听器的耳机，也不能向听障人士出售。因此，有人将助听器验配看作美国医学界的骗局之一。
很多负担不起数千美元高价助听器的普通人，无法通过助听器改善自己的听障问题，只能在日益安静的世界里萎缩着、沉默着。在美国，70岁及以上有听障的成年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0%）的人曾经使用过助听器；20至69岁的该群体使用过助听器的人数更少，只有约16%。
自1993年以来，一直有倡导者呼吁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放松验配助听器的规定。
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非处方（OTC）助听器法案”的法案，该法案要求 FDA允许用户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使用助听器，允许助听器在柜台销售。目标是消除行业壁垒，引入低价竞争。
但制造商和诊所组成的联盟不可能轻易就范。美国语言听力协会（ASHA）听力学首席专家尼尔·迪萨诺的观点受到业界支持：听障人士以非处方渠道获得助听器可能会有风险。“听力损失是一种疾病”，迪萨诺说，“政府很少会要求你给自己看病，比如没人会让你自己治疗高血压。对待听力损失也一样。训练有素的听力诊疗专家值得被重视，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检查，就无法知道听力损失是否由严重的潜在疾病（如肿瘤）引起。”
迪萨诺认为，国会不应该拿处方诊疗开刀，而应该从保险政策入手，让公共和商业保险覆盖助听器的验配，因为助听器验配不在医疗保险及许多商业保险项目的承保范围内。有公益组织调查发现，有40%的听障人士虽然有健康保险，但里面不包含助听器保险。
助听器制造商为了影响政策，同样不惜血本。在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知名助听器厂商斯达克捐款13.7万美元；而在2022年的选举周期中，它又捐了 80.6万美元，在游说上花费了62.6万美元。
直到2021年10月19日，FDA最终发布了一项与非处方助听器有关的拟议规则。这一政策下，听障人群重新聆听的渴望能否冲破现实的闸门？无数人翘首以待，但结果仍未可知。
高价助听器在中国
如今的中国，也有为数众多的听障老人也在日益安静的世界里萎缩着、沉默着。
中国助听器产业起步较晚，1960年天津助听器厂生产了中国第一台盒式助听器，这种助听器是把器件装在盒子里，由电池供电，体积较大，助听效果也不好。
|早年间的盒式助听器
改革开放后，国外知名助听器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它们在推广产品的同时，也与权威机构合作，展开听力科普。这些助听器厂商进入中国市场后，由于渠道成本、营销成本、品牌优势等原因，本就高昂的售价比国外还抬了一抬，某品牌同样型号的产品可能比在德国高出30%-50%。进口助听器便宜的要大几千元，贵的甚至能卖到8、9万。
据《中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群罹患听⼒障碍的⼈数⽬前已达1.2亿，需要助听器干预的人数有6300万，但实际佩戴助听器的人数却不足6.5%（410万）。
进口助听器能降噪、分频段增益，辅听效果好，价格却像一道栅栏横亘在很多老人面前。2021年，企业退休职工月人均养老金为2987元，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为179元。
近40年，中国采矿业、基建业、重工业迅猛发展。许多工人每天长时间暴露于噪音环境中，逐渐患上了听力障碍。
以矿工为例，下井是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三人一组，背着几十斤木棍，在地下三四百米处打洞，一人用风镐钻开煤层，一人架棚支护，一人落煤。密闭空间里噪音非常大，但当时的矿工能采取的防护措施有限，条件好点的矿会发耳塞和护耳器，但多数人都只能塞两团棉花，几乎不能隔绝噪音。还有人连棉花也不塞，靠意志力忍受噪音。
|矿洞的密闭环境容易造成极大噪音，矿工的听力损失也相对普遍
一份关于职业病危害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约有3260万接触噪声劳动者，可能导致听力障碍人数达900万以上。职业性听力障碍已经成为继尘肺病之后的第二大职业病。
除了职业环境，年龄和疾病，是带来听力障碍的另外两种因素。由于不易察觉、容易被忽视，年龄和疾病带来的听力损伤一点点展露它的残酷性：因为听不清他人的说话声，就不愿主动交流，最终认知能力退化，甚至可能诱发阿尔茨海默症。
正如聋哑作家海伦·凯勒所说：“如果让我选择恢复视力或听力，我希望自己能听见。因为看不见让我与物隔绝，听不见却让我与人隔绝。”
与人隔绝，是可怕的。
居住在韶关市董塘镇的邱辛娣，69岁。七八年前，她患上了淋巴癌，去市里的医院做了手术，化疗一个月后病情控制住了。因为肿瘤太靠近右耳，手术后她的右耳几乎完全失聪。
听力严重下降让从前开朗爱笑的邱辛娣变得内向孤僻、不愿和人交流。因为听不见，邱辛娣的脾气变得很大，老伴刚开始很难接受，觉得她好像变了个人，时间长了，就“只能慢慢习惯了，没办法”。
|邱辛娣与老伴
同在董塘镇的陈熊芳，年轻时靠卖猪肉为生，工作比较辛苦，导致神经性耳聋。因为耳朵不行、说话非常大声，有时候晚上会吓到老伴，时间长了，老伴也就不和他交流了。“我越乐观，越想说话，老伴就越生气；老伴越生气，就越打击我的乐观心态。”听不见，成了他的心头大石，“听力问题真的可以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
中国有无数的邱辛娣和陈熊芳。
老人们自己买不起，又怕给儿女家人添麻烦，不敢言说，也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任由“听力障碍”这个看不见的妖怪在本来平静的生活里狼奔豕突。
技术破局
中国的助听器产业比起英美、丹麦等国，晚了一百多年。但人口规模大、老龄化加快，助听器市场扩张很快。到2020年，中国助听器市场规模达到58.21亿，7年间增长了152%；消费量也从2013年的480.9万个，增长到2020年的1363.4万个。
由于高端市场大部分被几家国际大厂占据，国内诸多中小企业经营的业务中，低端模拟助听器占据销量大头。A股唯一一家助听器企业“锦好医疗”，2020年模拟机营收有1.36亿，占助听器总营收的87.78%。
这也是买不起高价助听器的广大听障者的主要选择。
儿媳给邱辛娣买过三副这样的助听器，1000多一副。它无需验配，即买即用，但不能像进口助听器能过滤噪音、补偿听力，而是放大所有声音，不仅对解决听力问题无甚帮助，还损害了老人残余的听力。陈熊芳也收到过村委发放的类似助听器，因为“越用越聋”，也不再戴了。
这种低价但也低端的模拟助听器，因为使用体验不佳，最终归宿都是被塞进抽屉积灰。
|低端“助听器”实际是声音放大器，对听力会造成损伤
高端数字机“贵”不可及，低端模拟机体验不好——数千万听障老人正面对着这种两难局面，找不到出路。
国内助听器企业自然也想打破僵局，但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技术专利。全球助听器市场的专利池集中在一家名为“助听器制造商专利合作伙伴”（HIMPP）的公司中。如果一家新公司想进入市场，很可能会侵犯其中某项专利，它就不得不付出每年250万美元或相当于年利润1%的专利使用费。
准入门槛高、资金压力大，且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以获得真正的长足发展。近些年来，国内企业也在努力缩小和巨头的技术差距，但目标却并不容易实现。助听器最核心的竞争力是降噪，即过滤环境噪音、增强语音，这是助听器不会“越戴越聋”的关键。
噪音种类众多，不同环境下人们对噪音有不同的理解，就像音乐声，在工作环境是噪音，在音乐厅却不是。如何识别不同的声学场景、予以不同处理，让用户体验处于最佳状态，就是一个不得不克服的技术难关。
此外，因助听器通常一戴就是9、10个小时，就要求功耗低、计算复杂度低，但又要尽可能压制噪音和让语音失真降至最低。如何做到“既要还要”，这又是一大难题。
长期的技术积累、多元人才储备、充足科研投入，都是不可或缺的。两年前，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们采集过上千小时的语音噪声数据，利用天籁AI算法和深度学习，能消除300多种噪声。而这一技术不正是国产助听器所欠缺的吗？如果将它迁移复用到助听器上，是否能解听障人群的燃眉之急？
研究改进后，他们将国产助听器在复杂场景下语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了85%，也和国内助听器企业合作，把万元进口助听器才具备的高性能，塞进了千元国产助听器里。
助听器使用的另一门槛——验配。因验配师少、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天籁实验室的工程师们为助听器配套了验配APP，只需在手机上自己操作，就能调到适合自己的听力增益区间；使用过程中，因内置算法会实时检测麦克风输入信号，判断当前声学场景，一旦场景发生变化，立刻切换声音处理逻辑，使用体验会大大提升，也能减少验配次数。
价格和技术这两大难关，一次性被攻破。认知和验配上的短板，也用听力筛查、科普和康复的小程序和验配APP补齐了。
今年4月，这种AI技术加持的助听器被送到了韶关500位听障老人的手中，唐臣、陈熊芳都在这次捐助名单中。
|韶关老人唐臣，戴上助听器后终于可以清晰听到自己的琴声
多年听障生活，就像行走在黑黢黢的隧道里，孤独、寂静、漫长，这次他们重新拥有了“听清”的权利。
